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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困縣倒下的縣委書記——福建省詔安縣委原書記何德發嚴重違紀違法案警示
來源: 中國紀檢監察報 2020年3月4日 第7版發布       發布時間:2020-03-05 11:07:10      點擊:

  

  

 

  

 

  專案組在分析討論何德發案情。

  

 

  專案組人員依規依紀依法搜查何德發住所。

  
       2019年3月26日早,福建省委黨校宿舍樓。

  一位滿身酒氣的學員匆匆走下樓,準備參加上午的課程。然而,還未等他走出樓外,就迎來了對其宣布采取留置措施的福建省紀委監委工作人員。這名學員正是時任福建省詔安縣委書記何德發。因家在福州,何德發3月23日提前到黨校報到,但并未在家陪伴家人,而是連續三天都在外面接受吃請。

  經查,何德發集政治蛻變、經濟貪婪、生活腐化于一身,六項紀律項項違反,被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其涉嫌犯罪問題被移送檢察機關依法審查起訴。2020年1月7日,何德發被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零六個月。

  “望著窗外偶爾漏進來的陽光,恍惚間還錯以為在詔安縣委辦公室中……我心如刀絞,失魂落魄的迷糊人生就此收場,這是必然的結局。”如今,失去自由的何德發悔恨不已,也警示著黨員干部切勿重蹈覆轍。

  “工作是副業,做生意、搞收藏成了主業”

  警示:價值取向錯位,“生意經”形成,夾雜私欲的“愛好”變質為洪水猛獸般的占有欲,導致背離初心、背棄使命。

  今年48歲的何德發,有一份讓人羨慕的履歷——

  20歲在學校入黨,25歲任東山縣團委書記(正科),29歲任東山縣副縣長并參加援藏,32歲任漳浦縣委常委、宣傳部長,35歲任詔安縣委副書記……

  何德發本可能有更精彩的人生后半程。然而,他卻在私欲中迷失,把出彩人生走成出局人生。

  1972年,何德發出生在福建東山一黨員干部家庭,父母都是共產黨員。“他父親過手眾多工程款,始終不貪不占、終生節儉。”審查調查中,辦案人員了解到,何德發的父親是與谷文昌同時代的先進人物,曾獲評福建首批省級勞模,兩次被省委授予“優秀共產黨員”稱號。

  在家風熏陶下,青年時期的何德發也曾激情燃燒。2001年7月,在就地提拔和參加援藏之間,何德發選擇了后者,掛職林芝朗縣副縣長。“那時,我感到充實快樂,這種快樂源于純粹。如果能一直做個純粹的人,就不會有今天。”何德發反思道。

  2002年前后,全國興起了一股收藏熱,古玩字畫拍賣行情一路見漲,而西藏豐厚的文化遺存讓何德發把目光轉向藏地文玩收藏。“在這種大環境中,我產生了價值取向的錯位,名利思想開始作怪,漸漸模糊了進藏的初衷和使命,把大量時間、精力、金錢投在所謂‘雅玩’上。我把文化愛好作為私欲膨脹的理由,流連于寺廟之間,購買鎏金佛像和唐卡,滿足自己的占有欲。”

  與清苦、艱辛的工作比,古玩一轉手就能翻幾倍。嘗到甜頭后,何德發一發不可收拾,把家人給的錢、甚至省下來的工作補貼,全部投入其中。他甚至奔波千里跑到成都等地淘買古玩,樂此不疲,導致本末倒置,正常工作受到影響。

  “生意經”形成后,何德發原有的理想信念和家風傳承逐步被取代。夾雜著物質利益的所謂“愛好”,很快變質為洪水猛獸般的占有欲。此后,何德發瘋狂收藏文玩字畫,不僅對商人、企業主與下屬等別有用心的奉送來者不拒,還依仗權勢和影響力,打著各種旗號和名目巧取豪奪。

  到詔安任職后,何德發多次帶字畫到賴姓商人家,讓他出資“共同收藏”。“我不懂字畫,也沒有收藏興趣。所謂‘共同收藏’就是出錢幫何德發收藏。”賴某坦承,盡管如此,他還是打數十萬元給賣家。

  “對商人的識趣,何德發也投桃報李,對他們在詔安的項目大開綠燈。收藏最終成為他和商人老板間相互勾兌的媒介、權錢交易的幌子。”專案組組長吳國輝告訴記者,何德發甚至專門購下一間店面,零租金給古玩商雷某某經營,自己在幕后當“大掌柜”,讓有求于他的商人老板去那里“淘寶”,3萬元的東西可以賣出100萬元。

  在肖某、沈某兩位商人間倒買倒賣字畫,更是將這種“中間商賺差價”發揮到了極致。2016年,商人肖某意欲購買字畫裝點私人莊園,特意向何德發“請教”,并委托他一手代購。已是詔安縣委書記的何德發跑前跑后張羅,陸續從書畫商沈某處購買了約1000萬元的書畫,再以3000多萬元的價格賣給肖某,轉手賺了2000多萬元。

  “利之所在,無所不趨”,這一封建官場糟粕被何德發運用得淋漓盡致,還美其名曰“古為今用”。“居間售畫費了我很多精力,不僅干擾工作,也滋長了貪欲之心。”在懺悔錄中,何德發寫道“在忙忙碌碌中,工作是我的副業,‘做生意、搞收藏’儼然成了我的主業”。

  在追逐“玩物”與牟利的雙重快感中,何德發讓自己的貪欲得以滿足,而精神世界卻因此沉淪。

  “能幫的就幫,‘公平交易’、理所應當”

  警示:利益交換蠱惑下,私心貪欲占了上風,喪失抵御風險的能力,加速滑入違法犯罪的深淵。

  2004年7月,何德發結束援藏返回漳州,9月被提拔為漳浦縣委常委、宣傳部長。漳浦依山傍海,是漳州市人口最多的縣,民營經濟活躍,與西藏的艱苦形成巨大反差。

  “‘生意經’逐步形成之后,優越的工作、生活環境反而成為我進一步蛻變的推手。”何德發發現,掌握一定權力后,開始有人請吃飯、唱歌了。商人、下屬的刻意逢迎,讓他沉浸其中,從被動應付逐漸發展到主動呼朋喚友召集飯局,每天等著夜生活的來臨。

  “常委,這件衣服拿去穿穿……”到任漳浦不久,當地經營服裝生意的盛某給何德發送上一件標價2400元的外套。“第一次有人給我送高檔衣物,比我一個月工資還高,把我嚇一跳。”但猶豫過后,何德發還是收下了。

  “商人敢送,就是有求于我,我能幫的就幫,‘公平交易’、理所應當。”何德發從收一收煙酒心安理得地發展到只要求他辦事,消費卡、購物卡、“過節費”統收不誤。

  貪婪之門打開后,享樂主義如影隨形。何德發原來的質樸作風也慢慢演變,從普通衣物到追求名牌,再到奢侈品,甚至還要訂制。此后十幾年,他先后接受詔安和廣東老板送的各種高檔服飾,來者不拒。

  2007年12月,何德發轉任詔安縣委副書記。地處福建最南端的詔安,毗鄰廣東潮州、汕頭,經濟雖不發達,民間卻盛行喝洋酒。“軒尼詩XO等高檔洋酒動輒幾千上萬元,這些高檔消費品時刻沖擊著我的大腦,我也慢慢開始變得什么東西都敢吃、什么酒都敢喝。”

  此時,幾年前種下的“生意經”,在利益交換的蠱惑下不斷滋長,一步步融入何德發的政治生活,讓他加速滑入違法犯罪的深淵。

  “我幫他們賺的遠遠超過送給我的,只要把握好不幫明顯違法亂紀的事,平衡好各方利益,就不會出事。”僥幸心態作祟下,何德發變得目無法紀,甚至向有求于他的商人開口索要錢財。

  2011年7月,漳州地方換屆選舉,何德發摩拳擦掌,認為縣長已是囊中之物。但公示過后,何德發并未如愿。堤內損失堤外補,政治上不如意,就希望經濟上“補償”。何德發愈發覺得“這輩子還是在位子上多撈點錢最實在”,工作消極應對,玩物喪志,與長期收藏、研究書畫的沈某混在一起,共同研究書畫和價格行情。

  2011年12月,調任常山華僑經濟開發區管委會主任后,何德發仍然把大把時間花在吃喝和研究字畫上,工作上當起了“安樂公”,想方設法權力變現。2013年上半年,何德發收受當地某化工有限公司法人20萬元,為其應付質監部門檢查“出謀劃策”,給企業違規經營大開方便之門。

  “其實,失衡只是借口,我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有內因使然,也有外因起作用,根本上還是與私心有關。”如愿升任地方黨政主官后,何德發并未收手,反而愈演愈烈,“私心貪欲占了上風,抵御各種風險的能力就喪失了,導致關關失守、抱憾終身。”

  “中央決心打好脫貧攻堅戰,我卻大擺‘花架子’”

  警示:平時不學習、不思考,人生觀價值觀變異,導致個人私利至上、對黨中央決策部署陽奉陰違。

  詔安屬于中央蘇區縣和革命老區,是省級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截至2019年11月底,該縣建檔立卡貧困戶4965戶15946人,占漳州全部貧困人口的三分之一強。脫貧攻堅無疑是擺在詔安地方黨政主官面前的“一號工程”。

  2014年5月,何德發升任詔安縣長。2016年6月,就任詔安縣委書記。“中央決心打好脫貧攻堅戰,我卻大擺‘花架子’。”本應帶頭啃硬骨頭的何德發大會小會把扶貧掛在嘴上,但雷聲大、雨點小,對需要主要領導拍板決策、出面協調的問題很少過問。

  2017年8月,詔安縣出臺扶持青梅、八仙茶、富硒蛋雞等產業發展實施意見和富美鄉村建設實施方案,每年涉及撥付資金8000萬元。對于靠上級轉移支付僅夠撥付財政工資的詔安來說,這是一筆巨額投入。

  “政策出臺后,何德發對資金的來源、籌措、分配就撒手不管了,很少研究過問。”分管扶貧開發的詔安縣副縣長表示,對落實中遇到的重大瓶頸性問題,何德發多是在會上原則性說一說,也沒有組織研究。

  “作風漂浮”“抓工作力度不夠”“有布置,無跟進”……當地多名干部這樣評價。作為一把手,何德發對縣情卻是一本糊涂賬,甚至連一些鄉鎮有多少干部都說不清。

  “扶貧工作是民生大事,民生穩,則社會穩。”然而,何德發臺上高喊舉全縣之力抓扶貧,解決群眾切身利益問題,臺下卻“虛晃一槍”后躲進包間、書房、“藏寶閣”,和商人老板吃喝玩樂、鑒賞古玩。

  面對攸關國泰民安的黨中央重大決策部署,何德發表面擁護、搖旗吶喊,但“只要和自己的私利有了沖突,就兩面三刀、自行其是”。中央部署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何德發嘴上喊擁護,私下卻“打傘護黑”“大傘護小傘”。

  2018年3月,詔安縣紀委會同縣公安機關聯合查辦林某某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活動。當向他行賄多年的商人陳某帶涉黑外圍人員請求幫忙時,何德發將案情泄露給行賄人做人情。得知涉黑骨干沈某與陳某有交往后,擔憂惹火上身的何德發將涉黑組織人員圖譜奉上,并提醒陳某與涉黑骨干斷絕聯系。同時,又以維護隊伍穩定為由,要求公安機關控制范圍,暗示縣紀委對涉黑“保護傘”“隨便查一查,對上面有個交代就好”。

  “兩面人做派在何德發身上十分典型。他的‘陰陽人生’看似矛盾實則統一,歸根結底是以個人利益為取舍標準。”福建省紀委監委有關負責同志表示,何德發為人處世無利不起早,將公權力作為謀取私利的工具,把大工程、大項目當成肥肉,誰給他的錢多就給誰做。在擔任縣長、縣委書記的短短幾年間,就收受他人錢物4500多萬元。

  “‘理想信念的動搖是最危險的動搖,理想信念的滑坡是最危險的滑坡’,那段時間靈魂出竅,初心也走丟了,理想信念、宗旨意識、責任感統統沒有了。”與此印證,在何德發辦公室和家里的書架上,幾乎找不到政治理論書籍;在完成組織安排的學習任務時,也多是走過場。

  “何德發集政治蛻變、經濟貪婪、生活腐化于一身,透視其蛻變軌跡,理想信念塌方、政治信仰盡失是重要源頭。”專案組人員表示,何德發不信馬列信“江湖”,尊崇“多個朋友多條路”的江湖規則和功利思想。同時,又不學習思考,導致人生觀價值觀異化,精神家園雜草叢生,思想防線形同虛設,最終自甘墮落,淪為替商人牟利的“工具”。

  “詔安我最大,是我說了算”

  警示:一把手權力過于集中,失去監督必然導致腐敗,并極易帶壞一方政治生態。

  翻開何德發懺悔錄,有兩句話引人注目——“2016年6月,我任縣委書記的目標實現后,便徹底瘋狂了,老板們也瘋狂了!”“我80%的違法犯罪行為發生在這個階段。”

  “詔安我最大,是我說了算”,這是何德發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從干部人事的任免,到財政資金的使用、重大項目的拍板,縣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只要縣委書記想管,我都可以管得到。”

  詔安縣城的明詔大酒店,前身本屬于省煙草公司。商人沈某某拍下酒店的24畝用地后,在何德發“支持幫助”下,不但順利延長了20年使用期,還違規操作,將這塊地先分割成四塊,再分割成60塊去辦產權證,并成功申請到工程規劃許可證,在沿街一邊蓋起60棟住宅樓出售。

  2017年,商人吳某某看中了詔安縣橋東鎮的一塊土地,多次向何德發送錢送物,表示想建成物流園供自己的物流公司使用。負責土地規劃的縣住建局開始并不同意,認為物流園進入縣工業園區更符合整體規劃要求。

  但何德發親自給住建局負責人打電話,要求在橋東鎮規劃物流園,“支持一下吳老板”。住建局只好出具土地規劃意見,經國土部門拍賣,吳某某“合法”拿到了這塊土地。

  采訪中發現,雖然詔安縣很多“三重一大”項目表面上按制度、程序決策運轉了,但何德發作為一把手,可以提前或私下打好招呼,甚至繞過分管縣委常委向下級部門提要求,將項目輸送給特定關系人。

  一把手腐敗帶壞一方政治生態。何德發被查后,詔安縣委常委、副縣長孫洪強,詔安縣教育局局長林建平等一批干部落馬被查,詔安縣委常委、統戰部部長沈一彬主動投案……

  “縣(區)一把手掌握著工程建設、土地出讓、房產開發、選人用人等最終拍板權,權力過于集中。同時監督困難,縣(區)自成體系,上級離得遠較難發現,同級監督偏軟偏弱。”專案組同志介紹,何德發還善于偽裝表演,因此近幾年的信訪舉報量并不多。

  “這就要求我們改變離開問題線索就不會監督的狀況,精準監督、創新監督,抓實抓細監督工作。”福建省紀委監委有關負責同志說,一方面,要強化對下級黨組織的監督,協助和推動黨組織履行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認真抓好日常教育監督管理,完善權力運行機制,嚴把選人用人關。另一方面,要做實做細監督第一職責,通過深入干部群眾發現問題,重視運用談心談話等方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群眾工作貫穿始終,對一把手和當地政治生態進行精準畫像,及早發現傾向性、苗頭性問題,防微杜漸,維護一方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

  案后警示教育和整改目前正全面深入推進。福建省委向全省發出何德發嚴重違紀違法案件通報,省紀委監委拍攝何德發案警示片,組織全省黨員領導干部觀看,以警示強化震懾,以案例警醒更多人。

  與此同時,福建省紀委向漳州市委發出多份紀律檢查建議書,督促進一步建章立制、提高制度執行力,著力解決工程建設領域、干部隊伍管理等突出問題。漳州市委召開全市領導干部警示教育大會,提出18項整改措施,查處一案、警示一批、教育一片。(本報記者 李玉長 蘭琳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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